放棄晨昏|DropTwilight
报人程益中(连载四)
放棄晨昏发表于13:34, Jul 14, 2010 | 分类: 講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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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Panphilip潘公凯著《OUT OF MAO'S SHADOW走出毛的阴影》一书第九章《The Newspaperman报人》,译者詹涓,编辑魏寒枫。】 

从一开始程益中就清楚,《南方都市报》的此次“圣战”,必定会与某些权贵、某些机构结怨。收容制度被废除,势必会使中国各地的公安丧失一个有效的管制工具,同时失去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同时孙志刚一案也令广州的领导蒙羞,影响了一批官员的仕途。从公开层面,20多名官员受到处分,包括该市公安局副局长,但消息人士还向程益中透露,政治局的官员在内部严厉批评了广州市领导,此举将影响其他很多官员被提拔。之后程益中不断听到风声,广州的官员,市委书记林树森、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和公安局局长朱穗生在各种场合公开声称一定要《南方都市报》,声称假如省委宣传部收拾不了《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他们将寻找其他途径来收拾。

收容制度被取消后几个星期后,麻烦就开始来了。程益中当时和总经理喻华峰一起在上海出差,程益中接到了当时柯达公司一个主管打来的电话,柯达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主要的广告客户。她告诉他,广州警方去了她的办公室,询问她与《南方都市报》主要领导之间的交往。她说,他们特别想要知道,双方有没有不正当的礼物或现金往来。随后,程益中又接到一个类似的电话,来自广东省一个大型广告公司的总裁。到了7月中旬,几乎所有在《南方都市报》刊登过广告的大公司都被问了一圈。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显然是要求审计和警方对《南方都市报》的财务进行调查,想要找出该报贪污的证据。程益中对此一开始并不担心。他知道自己和同事们做事情干净,抓不到什么把柄。他也相信《南方都市报》在党内的支持者应该比反对者更多、更强大。7月底,警方一度扣留喻华锋,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请一位省领导出面干预,因此喻华峰在一天后即被释放。

将贪污调查搁到一边,在孙志刚案件获胜后,《南方都市报》发展非常迅猛。程益中不断打破中共宣传机构的条条框框,刊登了一系列广东公安丑闻的批评性报道,报纸荣获了几项新闻大奖。2003年发行量突破140万大关,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超过1.6亿元人民币。程益中和喻华峰期待着进一步发展,计划要向其他城市扩张。10月份,中宣部批准《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大报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在首都创办发行一份新的报纸。这份报纸被取名为《新京报》,继承《南方都市报》的新闻传统。中共批准程益中兼任该报总编,在管理《南方都市报》的同时兼管《新京报》,喻华峰兼任该报总经理。

在广州,警方还在不断向《南方都市报》施压。他们警告广告商不要再向《南方都市报》投放广告,否则会用查税的办法收拾他们,有些公司甚至被警告说,假使他们不检举揭发《南方都市报》的领导,他们自己就将面临起诉的危险。调查人员从《南方都市报》搬走了几卡车文件,翻检花费清单和账单,想要从中找到一点可供大做文章的蛛丝马迹。接着到了12月,警方出现在编辑部,再次带走了喻华峰。这一次,虽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再次恳请省领导出面,但警方仍然不肯释放他。程益中很担心,但他相信朋友被拘禁只是暂时的。他行动起来,动员党内力量、报社员工及社会支持喻华峰,联名上书高层,联系有影响力的中共老领导。他很愤怒,不断告诉自己,《南方都市报》一定要战胜敌人。

在喻华峰被捕10天后,《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兴冲冲地回到编辑部,带回了一条独家新闻。广东省疾控中心在广州市某医院确诊了一例SARS疑似病例。这是几个月来中国出现的首宗病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疫情卷土重来的疑虑。程益中当时在北京主持《新京报》的创刊筹备工作,但他的一个助手打来电话,问《南方都市报》是否应该发这条新闻。此时喻华峰仍在狱中,前途未卜,而这条消息一出街,必定会激怒官方。但程益中清楚这个时候做交易已经来不及,当时也没有哪条新闻比这一条更重大,于是他点头同意了。

几年后,当我问他当时的决定时,程益中告诉我,作此决定并不困难。他承认,没错,在喻被捕后,从“逻辑上”理应更加谨慎。“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他说,“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令我们牺牲新闻准则,我们没有理由妥协。”
《南方都市报》在SARS的第一波报道中,早期是向省的宣传口径屈服的,他不想再让这份报纸处于同样不堪的境地。此外他也表示,在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喻华峰遭遇的麻烦有那么大,也不能确定报纸的立场软化是否就真能救下他。程益中说,即使《南方都市报》用8个版为公安歌功颂德,也可能同样于事无补。他相信那些人,对《南方都市报》已经做出了决定。

当然,刊发SARS报道同样也于事无补。第二天,省委书记张德江召开紧急会议,与省委高层研究如何控制对SARS疫情复发的报道,结果非常尴尬地发现,在座所有人都已经看过早上的《南方都市报》,只有他例外。张德江极其恼火,而那些一心想要报复《南方都市报》的人现在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盟军——广东省最有权力的人,那个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同样因为《南方都市报》的SARS报道而暴跳如雷的大人物。对《南方都市报》领导层的贪污调查旋即升级。在1月份的头两个星期里,大批检察机关调查人员进驻《南方都市报》,轮番传讯盘问了该报20多个编辑记者和广告业务人员。1月5日下午,程益中被5名警察重重包围、押离《南方都市报》编辑部大楼,受到了近7个小时盘问后被释放。前一天,警方逮捕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分管《南方都市报》的编委李民英。

就在这期间,一个自称负责看管喻华峰的警察联系上程益中。程益中担心他的办公室被人监听,所以两人约在当地一家餐馆里见面。在这个闹哄哄的餐馆里,吃着热辣的湖北菜,这个看守告诉程益中,喻华锋被关在广州市南部的一家旅馆的地下收藏垃圾的暗室里,警方拿这里当作秘密的看守所。他说喻华峰被打得很惨很惨,打到他几度用头撞墙想要自杀。听到这里,程益中一下子感觉喘不过气来,食不下咽,他放下了碗筷。程益中和喻华峰一起为《南方都市报》的事业奋斗,程把喻视为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和战友;现在,喻为他和《南方都市报》备受折磨。喻华峰是个商人,不是记者,虽然程益中知道,喻华峰和他拥有着同样的新闻理念,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但他仍然觉得,现在受磨难的是喻华峰而不是自己,对此他有一种负罪感。更糟糕的是,现在他毕竟还是自由身,是做着中国两份最好报纸的明星总编辑,但他却没办法帮助他的朋友。程益中告诉我:“我对他所遭受的磨难,感同身受,心如刀绞。我觉得既内疚,又愤怒。这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体制弊端的仇恨。”

喻华峰妻子此时对程益中已经开始埋怨了,当他告诉她自己听到的消息时,情况更为糟糕,她认为他应该为自己丈夫的被捕负责,同时还指责他没有尽力去救他。她的愤怒令程益中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非常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他觉得没什么办法说服他。她现在独自一人、忧心忡忡、情绪激动,她在设法营救丈夫的同时,还要保护他们年幼的儿子,这个小男孩一直以为爸爸是出差去了。她请了律师,但律师和她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准见喻华峰一面,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程益中只能告诉她,他尽管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要将喻救出来,他清楚这样的表态对她来说并不足够。程益中非常明白,误解只是暂时的,等警方出现把自己拷走时,一切将迎刃而解,到时候她一定会明白,程益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他也在做出牺牲,和喻华峰一样。

程益中十分清楚自己才是此次调查的真正目标,警方是想让喻华峰检举揭发他的“罪行”;而无论如何自己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调查的焦点转到了每年《南方都市报》为编辑记者和广告经理发放的年终奖金上面。检方想将这笔报酬定性为贪污公款,并且迫使高层员工退回奖金,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显然是个无理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指控,但因为当局威胁说不退钱就要判刑,为求自保,一个接一个的南方都市报高层员工都将钱交了上去。只有程益中始终拒绝。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清楚现在违心认错退款已于事无补;相反,这只会成为他们犯罪的证据,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在狱中的同事。作为一个记者,程益中从没有天真到低估国安的能量,但他在看到这一切时也觉得简直难以相信。他觉得他们的所为未必太愚蠢了,因为这些作法必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民众一定会相信,逮捕他们是在给他们安上莫虚有的罪名,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2004年1月底,当局的螺丝拧得更紧了。在一次中共广东省纪委主持召开的广东省管干部的两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突然离题,大声辛辣地质问:中共是否还拥有《南方都市报》?他愤恨地说,媒体不能只监督别人不监督自己,也得有人去监督媒体。主持会议的广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随即接过麦克风,恶狠狠地大声插话:“他们这是私分公款、侵吞国有资产哪!”与会人员都明白,这等于未判先决,已经在押的喻华峰和李民英已被判决,程益中在劫难逃。

这样的指责激怒了程益中。中国农历春节假期结束几天后,程益中在《南方都市报》经委会上发表了挑衅意味很浓的演讲《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他知道这是他的告别演说,所以他事先就把讲稿写好了,白纸黑字。在广州军区的大礼堂里,面对着2000多个员工,程益中首先引用古诗,“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借以表达对喻华峰的思念之情。他形容眼下《南方都市报》面对的是“乌云飞度的现实”。他说,自从孙志刚案的报道刊登以后,广州城的权势人物就“磨刀霍霍”,决意收拾《南方都市报》,这已是城中“公开的秘密”。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遭受一点委屈和苦难也是值得的!……天降大任的同时,也必降大苦大难。我们既然选择了卓越,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挫折……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出类拔萃是我们成功和卓越的依据,也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报是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存在价值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报纸应有的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心中为南方都市报树立了一座丰碑。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方都市报满怀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体现,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证。对南方都市报容忍是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有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姿态……各位同仁,战友们!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实残酷无情。我们的事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南方都市报正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出发的战士都能归来……”

程益中说,无论如何,他希望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离开,而应选择战斗到底,直到乌云散尽、《南方都市报》重建光荣与辉煌。他宣布:“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3月初,当局高层勒令程益中从《新京报》总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下来。他把这看作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标志着北京的中共新领导人——同样的人,曾经解除了SARS报道的封口令,废除了收容制度——已经同意让广东的下级单位采取措施逮捕他。接下来几天,在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们的会见时,程益中非常明确地告诉领导:他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但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应该坚信他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令集团蒙羞、对不起领导和同仁的事情。在最后的一份内部交流信上,他请《南方都市报》的同人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捍卫这份报纸。他回家与儿子亲热告别,跟妻子在小区里散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以避开家里可能安插的监听设施;他告诉她:在被捕后,请她一定要代表他告诉全社会,他是无辜的,他被捕入狱完全是因为《南方都市报》得罪了地方官员,他愿意为中国的新闻进步献出自由,而历史一定会还他清白,让他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他拜托她照顾好他80岁的老母亲和8岁的儿子。

几天后,3月19日,喻华峰接受一审判决,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11年。同一天,开庭前的凌晨2点55分,大批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当时正在偏远西部差旅途中寄宿客栈的程益中。
他最初的反应是如释重负,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接下来的故事听来很悲哀并且很讽刺:孙志刚案报道出炉,引发了一系列的整顿警察和狱政的改革,而因拍板刊登相关报道被捕的报纸总编辑现在却成了这类改革的受益者。程益中所在的看守所内外墙壁上张贴着海报,宣传中共正在进行看守所和监狱的“整改运动”,鼓励被牢头狱霸欺负的犯人向上面举报。程益中的狱友告诉他,看守所的情况在他的报纸报道孙志刚案之前,要比现在的情况糟糕得太多了!程益中心想,如此看来这也算是自己为自己无意谋了一个大大的福利。其中一些人被无罪关押了达6年之久,一直还在等待庭审或宣判。程益中当时在心里寻思,一旦条件允许,他还要让记者来报道这个很有新闻价值的选题。

大约有20个人跟程益中合住这间20来平方米的狱室。里面的老大很像香港黑社会,身材高大健硕,全身上下都是文身,正在等待“打靶”——在看守所,“打靶”是执行死刑的另外一个说法。程益中刚来时,这个等待“打靶”的人要他照例向他“报到”。还没等程益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一个看守就将这个犯人叫了过去,跟他耳语了几句。等他再回来时,这个黑社会头目看起来和气了很多,还主动要带程益中熟悉这间小小的狱室。他指派了一个长相很像吴彦祖的新加坡籍年轻人当程益中的“佣人”,替他洗衣服、打水、扔垃圾,接着他请程益中跟他喝杯茶,一起吃点花生。程益中一直都不知道,看守跟这位老大说了什么,但他猜测监狱方面想待他客气点儿,以防他在被释后要写点狱中经历什么的。后来,看守所的人都得知了他的身份,其他狱友对他也很照顾。大家都把他看成受尊重的难友。任何胆敢跟公安作对的人,在他们看来都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

检方在刚开始的时候,天天都要审问程益中。他们仍然希望他主动“承认”年终奖是非法所得。有些时候,他们对他发表长篇大论,威胁恐吓他,用污言秽语侮辱他。有些时候,他们则只是简单地去劝说他。刚开始时,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个亲手栽培的年轻编辑背叛了他,公开谴责他的罪行和问题,想要以此消磨他的意志。后来他们又增加了对他的压力,不给他食物,狱室里通宵开灯不让他睡觉,等他睡着后又揪住他的头发让他站立,或者干脆向他头上浇泼冷水。但程益中拒绝配合。他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无罪,有罪的是他们。他提醒自己,不论他们做出了什么威逼利诱,认罪的结果只会让他自取其辱。假如还想要清清白白地从这里走出去,那他就必须坚称自己无罪,毕竟这就是事实。程益中反复对检方指出:假如奖金真的如他们所说就是非法所得,那就判决好了,怎么判都行,判多久他就坐多久,根本没必要让他去认罪。

在棺材一样封闭的看守所内,时间仿佛停滞了。没有窗户,没有朝阳,没有落日。没有四季流转。他的亲友都不得去探视他。有时程益中甚至希望检察院的人多来,因为他至少可以通过他们的着装或神态,推测出现在外面是什么天气、晴天还是下雨,猜测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他当然希望现在人们仍在为他的自由进行抗争。他想,假如现在外界真的在公开反对他被捕一事的话,那或许当局会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关押他。假如情况如此,那他拒绝向检方屈服就尤为重要。认罪服法,只会让敌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光明正大地将他定罪。

检察院的人都穿制服,轮班工作,通常审讯要进行到后半夜。但有一天早上,他们容光焕发地来见程益中,大家新剪了头发,换上了便衣。他们告诉程益中要放松放松。他们说,今天外面是晴天,他们要带他去他们的办公室。程益中很警觉。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怀疑他们要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他。他们带他走出看守所,开车去了检察院总部,将他领进一间会议室。检察官说,今天他们不谈他的罪行,而是想请他跟他们的新员工聊聊天,这些人都是刚从大学毕业,很爱读他的报纸。几个年轻人走进房间。程益中注意到,当中的几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们坐在他身边,跟他聊起人生、文学、诗歌和理想主义这类话题。他们说他们都很崇拜他,其中一个还念起了他的诗。程益中顺着他们的意思,一边喝茶一边回答他们的问题。午饭时分,服务员送来了几筐他的安徽家乡菜——脆皮鱼、黄山石鸡——还送上了面条。程益中吃完后,一个检察官使了个眼色,随后,一个女人端着他生平所见最大的生日蛋糕走上前来。

“程总,今天是你39岁的生日,”这位检察官说。“现在还不知道,你会在哪里度过你40岁的生日。我们都希望,通向你40岁的生日这条道路会很愉快。”

然后他们给程益中一把塑料刀子,让他许个愿再切蛋糕。房间里有人举起了照相机。在一瞬间,程益中想起了他的家人,差点就要流下眼泪。但他控制住了,因为很快他就意识到,他的眼泪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想要让他脆弱和崩溃,然后抓拍到那一刻的画面,电视台常常播出这类画面:贪污腐败分子痛哭涕零,承认他们的桩桩罪行。

其中一个检察官又发话了。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就在检察院总部大楼的马路对面。他问程益中有没有想过,假如是在对面那栋大楼,他会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日晚会呢。他开导说,他不必要死扛在监狱里,这样固执下去实在太愚蠢了。别人都可以跟家人一起庆祝生日,而他却要孤零零一个人,让妻子和儿子生活在屈辱之中。这个人问程益中,他是否明白对于一个8岁的男孩子来说,失去父亲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80岁的母亲来说,失去儿子意味着什么。他问他,他是否知道他的家人有多么牵挂他。然后他又挑逗性地问,他是否想要见到老婆儿子,此时此他们就在检察院隔壁房间里,如果他希望的话,他现在就能见到他们,甚至也许今天晚上他就能跟他们一起回家。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接着这位检察官指着一包衣服给他看,说他的妻子和儿子今天一早就送来了这袋衣服,并跪在门外,乞求门卫让他们看他一眼。检察官从衣服袋里取出了一张他妻子与儿子合影的照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同时盯着程益中,期待着他的表现。

但程已经受够了。他站起身来,说他并不想见到家人,他只想回牢房去。

坐进警车,回看守所去。此时,天色已暗,街灯次第开放。警车潜行,在路口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透过车窗,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街对面的《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他看到9楼他自己的办公室,窗户紧闭,没有开灯。突然眼前一道光芒闪过,大楼顶上“南方都市报”5个红色的大字亮了起来。在他被关起来时,他的员工们经过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他想要的“南方都市报”招牌亮了出来。

程益中开始默默流泪。

没有人看见。

他意识到,虽未身死,但已永诀。

随后绿灯亮了,开往看守所的警车继续前行。

程益中在狱中时,他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开始发起了一场声援他的运动。他们上书中共领导,随后在互联网上呼吁民众支持。其中一些人,比如记者陈峰,递交了公开信。其他人则在私下里联系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向我们提供信息。《南方都市报》领导被捕一事的消息传播得相当快,很快,全国的记者都开始在请愿书上签名。许多曾公开反对收容制度的人,现在开始为3个被囚禁的报人奔走支援。其中一个要求审视收视制度是否违宪的青年法学者许志永,主动请缨,帮助做他们的司法辩护,并且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与此同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也动员到了党内的开明派人士,几位有影响的党内元老人物,包括三位退休的中共广东省领导,主动发话,要求看到本案的详细解释。程益中并不知道究竟他的案子最终是何以被推翻的,但他相信公众的反对声浪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被捕大约5个月后,司法当局改变了原先的说法,将他无罪释放。喻华峰和李民英仍在狱中,但刑期被大幅削减,此后李也被释放。

我上一次见到程益中,是在2007年末。我们在北京一家高档的上海菜馆包房里一起午餐,谈起他的经历时,他的态度很骄傲,几近挑衅。再过几个月,喻华峰也将减刑期满释放,程益中计划要去为他接风洗尘。他说他至今仍会感到内疚。“坐牢的是他而不是我,这完全没有道理。检察官说我是主犯,他是从犯。可为什么他们放了我,却还要把他关在牢里呢?”

程益中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和原来一样自信、富有激情。但他不得回《南方都市报》或《新京报》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他相信在中国目前的日报里,只有这两张日报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报纸。在他手把手教导的同人领导下,这两张报纸都仍然在茁壮成长,不断突破当局的打压和限制。

饭后程益中告诉我,他一度相信中共党内有人才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新闻记者可以通过为弱势群体讲话,暴露权力被滥用的中国社会痼疾,从而加速这一改革进程。但牢狱生活和无妄之灾改变了他,现在他相信极权政治已经使它的官员腐败到了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受任何实质性制约的权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公害。而这样的判断,令他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报人,都不再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抱有希望。

这让他不安。

他说:“其实,发生在我身上最坏的事情,是我不再抱有希望。”(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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