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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生活的導演……
星期三, 七月 14, 2010
报人程益中(连载二)

【注: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Panphilip潘公凯著《OUT OF MAO'S SHADOW走出毛的阴影》一书第九章《The Newspaperman报人》,译者詹涓,编辑魏寒枫。】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面临经营危机。80年代末风波平息之后,保守派掌权,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南巡期间,在广东停留了好几站,再次推进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进程。诸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这样的国营企业被告知,他们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拨款,必须自谋生路。集团一度想要进军保健产品业、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但遭遇一系列重大挫败,最终领导层决定,他们还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回他们最了解的商业领域,那就是报业。

集团最主要的产品《南方日报》是门赔本生意,而且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拿它赚钱。这份报纸是中共广东省委的喉舌,跟所有党委机关报一样,它受到严格的传统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在1980年代,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要求这些报纸在发表文章时,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而不再是“领导的语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软禁后,中共废止了这样的要求。《南方日报》这类报纸仍然必须在头版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新闻和空洞无物的官员讲话和官样文章;至于新闻审查官员认为不够积极,或者批评色彩太浓重的稿件,则仍然不能在头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领导图片时,他们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张图片大小和规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传递出关于领导人党内地位的错误信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部努力想要让《南方日报》办得更好,在报纸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闻元素,但他们最终只能对陈规旧俗做一点修补,而不可能彻底颠覆。想要赚钱,他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创办一份全新的、打败陈腐规矩的报纸。新报纸仍然归国家所有,归中共控制,但它可以不是彻头彻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们喜欢读的报纸。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广告和利润将随之涌来,中共也将得到一个更新、更有效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程益中当时只有29岁,但南方日报当时的社长想让他主导创办这份试验性的新报纸。管理层希望能找到年轻人参与创刊,而老编辑们对程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仅有才华有能力,同时还很招人喜欢。这是一次很大的提职——一共只有三个人担任创刊委员会的成员——程觉得当时自己并未做好创建新报纸的准备,但他还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集团早就决定,这份报纸将是小开版的报纸,名为《南方都市报》,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机关报创办的这类小报上。接着他写下了一万多字名为《南方都市报基本法》的行动计划,探讨如何才能让《南方都市报》超越其他所有报纸。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传统上报纸习惯用领导人的书法作报头,比如《人民日报》的报头就由毛泽东执笔,但程益中不希望这张报纸有这个色彩。所以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报纸的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历久弥新,令后人抚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编,主导报纸内容。第一期只有16版。当时全报社总共只有不到100名记者和编辑,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长时间,自己亲自编辑和设计好几个版。他感觉这份工作让他备感兴奋、心生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点,将要参与创造一段历史,他似乎觉得他正在做着的事情,可以落实他在1980年代末参加示威游行时的理想,实现他作为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传统职责。他看过描写水门事件的电影《总统班底》的盗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华盛顿邮报》那样的独立报纸,一份作为监督者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报纸。他住在由集团提供的公寓里,房子就在办公室附近,但他却时常睡在办公室里。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我爱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诉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价值观,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创刊伊始,《南方都市报》在亏钱,第一年亏了超过100万美元,一些集团领导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质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简直近乎狂妄。在一次会议上,他预测这份小报将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赚钱的报纸,这话在当时听来实在遥不可及,不少头头们听后都哈哈大笑。但他们的怀疑,看来只是让程更加坚定,他在不断追求改进这份报纸的品质。《南方都市报》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忌,刊登其它报纸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们真正想要去看的报道。它在头版刊登国际要闻,而传统的党报从来不会这么去做。当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于一场车祸时,其他报纸只刊登了短讯,而《南方都市报》用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报道了这起事件,令新闻界哗然。当关于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斯塔尔报告揭露后,《南方都市报》用10个版刊登了报告节选。在审查此稿时,宣传部官员表示极为不满,形容这份报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读者在看到它时做一个对比,因为中共有不少官员做的事情更丑陋,但从未被报道出来。不过在其它时候,这份报纸同样也会被迫充任党的宣传工具。当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该报用12个版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轰炸事件以及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由当局暗中操纵的反美示威游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简单——他问自己想要看什么,然后就会让记者去写。《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个提供每日消费资讯版块的报纸——周一汽车,周四房地产。在1998年世界杯决赛期间,这份报纸出奇制胜,连续43天,每天做8个版的世界杯报道,令这个为足球而颠狂的国度为之惊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学起就是电影迷,他当时也写些影评文章。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虽然《南方都市报》在体育和娱乐版块非常抢眼,但程益中也知道,他必须为读者提供另一种他们渴求的稀缺元素——那就是可以监督权力和批评政府的新闻报道。做这样的报道确实有市场因素在里面,但跟利润同样激励程益中的却是新闻工作的准则。在每周的员工例会上,他不断地提醒记者,他们是在为大众服务,鞭策他们要成为政府官员和权贵的监督者。当编辑记者问他,某篇稿件或新闻太敏感,是否应避免发表或报道时,程益中总会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编辑记者自我审查、充任宣传部官员的角色,他认为这非常糟糕。他希望编辑记者任何时候都要想方设法越过障碍,全力以赴争取把新闻发出来,而不要去自我审查。在他的指引下,《南方都市报》开始以关于犯罪和腐败问题的社会性批评报道而闻名。在一篇内部交流中,他对一篇指责妓女卖淫的稿件提出强烈批评,指出报纸应该为弱势群体讲话,妓女也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大家有本事就要去监督和批评有权有势者。在中国,其他报纸打的是安全牌,只做外省的批评报道,只批评老百姓的陋习和差错,避免激怒当地官员。而程益中则不遗余力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广州和广东其它地区,因为这里才是《南方都市报》读者大本营。在创办早期,《南方都市报》关于当地餐馆使用潲水油的调查报道和广州空气严重污染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广州官员极其震怒,跟省委宣传部抗议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损害了广州市的形象。但程益中冷静地维护这篇报道,对宣传部门表示,当地官员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报道揭露了他们的无能和工作失误,要说报道损害了谁的形象,那也只能说损害了必须对此负责任的官员和部门的形象。

软硬结合的新闻模式,令《南方都市报》在读者中迅速走红。创刊第一年年末发行量是8万份,到了次年底就窜升至近40万份。在1999年,发行量超过60万,广告开始大量涌入,报纸第一次赚到钱了。2000年,这份报纸成为中国最厚、同时也是卖得最贵的日报,72个版售价12美分左右。发行量迅速突破100万大关。程益中被提拔为总编辑。他的好友,一个名叫喻华峰的广告销售人员,成为头牌业务员、该报总经理。这两人都很年轻,但这份报纸的员工更年轻。2200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资深编辑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3岁。

对程益中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个兴奋莫名的年代。《南方都市报》从一个成功跃向另一个成功,成为中国最赚钱、阅读最广泛、最受公众喜爱的报纸之一。其他党报也纷纷效仿,创建了类似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小报,想要复制《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在谈起早年岁月时,程益中告诉我:“很兴奋。坐在办公室里,我可以听到报纸成长的声音。你可以布置一篇文章,刊登它,报摊的销量就会跟着上去。你知道读者是在拥抱你的报纸,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报纸在越长越大,越长越好。这种感觉特别让人满足。”

《南方都市报》用的图片越来越多,购买了新的彩印设备,搬进了广州市中心一个更大、更现代的采编中心。此时的程益中没有太多烦恼,如果说有的话,其中一个就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百般阻挠,他还没有办法把南方都市报的霓虹灯招牌挂到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

成功令《南方都市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程益中也在不断要求记者们更加进取。他对他们说:“在报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不依附权力而生存,现在,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做一份有权力的报纸。”但在树立地位的同时,《南方都市报》也在树敌。担任总编的第一年,旁边的深圳市想要禁止当地报摊销售这份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南方都市报》的批评报道很不受官员欢迎,也因为这份报纸正在从深圳本地报纸那里抢广告和读者。程益中和喻华峰组织报社予以反击,送了一个20人的记者队伍去深圳,请了1000人,在当地免费派送数万份报纸。次日,该报头版头条为“《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到封杀”。但程小心地将批评集中在掌控深圳报摊的官员头上,避免直接批评该市头头脑脑,还刊登了几篇恭维深圳的文章。一个月后,禁令终于被取消。
在那些年,阅读《南方都市报》,是在阅读一份有态度的报纸。在中国,绝大报纸在报道犯罪新闻时,总会让读者感觉,警察局的工作做得很好,违法犯罪者总会被抓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此类新闻时,却做出了相反的暗示,指出中国执法机构权利被滥用的问题。比方说,有一篇激怒广州当地官员的文章报道说,一位在工厂打工的年轻女工被绑架,然后被胁迫到广州市据说整治得很好的区里卖淫。“我们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没有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对社会是有害的,”程益中表示。“这只是个常识,但我们的报道要引导读者去追问,为什么我们的体制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会出那么多的问题。”

在报道惹恼了广州、深圳和其它城市的中共官员时,这份报纸享有一点官僚机制上的优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广东省委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组织架构上比市一级要高。如果《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让哪位当地领导很不开心,他也不能直接去处罚这份报纸,而是要去跟省里的宣传部门告状。视问题严重程度,广东省的宣传部门可能会斥责南方报业集团,要求其对《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做出适应的处理。在每次被训斥后,程益中都要被迫写一篇检讨,检讨其所犯的错误,并且深挖根源。在中国,写这一类的检讨很需要有点艺术,首先需要评估领导们有多生气,他们的影响有多大,随后再提出自我惩罚的方案,以求安抚他们。不止一次,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指责程益中的检讨态度不够诚恳,要求他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有时候对报纸施加的压力太大,程益中要被迫将检讨或道歉信刊登出来。他很讨恶这样去做,但他知道,想要让报纸继续发行,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集团尽一切所能去保护这份报纸,但随着官员对该报的指责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强硬,程益中想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它们。他请来了一个专家,那是中国内地小城市的一个宣传官员,由他来执笔写检讨。这个人完全了解上面希望听到什么。他也知道何时抗争,更重要的是懂得何时撤退,怎样撤退。根据他对形势的判断,《南方都市报》可以对上面表示,他们开始进行调查,或者要求某位编辑写检讨,或者通过扣资金、停职甚至开除的方式对相关员工进行处罚。不过,检讨信里给宣传部门领导们看的这些措施,跟南都编辑部里正在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联系。假如南都真的落实了这些惩处,有些记者可能已经被炒了两次三次,有些编辑也许一年就被扣光了三年的奖金。

程益中在不断挑战当局容忍的底限,但他也意识到,有些报道还是会过火。他也知道最大最后的禁忌所在,所以他没有挑战一党专政,或者报道诸如1980年代末这类题材。他愤怒的是,即便如此,中共的官员们也总是横加阻拦,而且基本都是基于官员自私的个人原因。官员们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什么中共的名声;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受阻,而不介意报纸揭露的社会不公和其它弊端;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正确,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程益中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你可以反党,但不可以去反党员。因为一党专政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人专政,党只是一些人披在身上捞钱的袈裟,党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维护社会稳定只是为他们自己滥用职权为所欲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已。”

有一次,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南方都市报》集中发了几篇批评报道,因此受到一连串斥责,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召来程益中和他的编委会成员训话。程益中对于钟阳胜这种思想僵化、态度刻板的中共官僚无甚敬意,不过在这3小时里他没说一句话。在会后跟同事们一起午餐时,程益中对钟训话的空洞乏味和官腔官调,进行了一连串的讽刺调侃。结果在当天下午,钟的一个手下就打来电话,责备他辱骂省委领导。程益中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程益中猜测这位告密者并没有敢将他出格的言辞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宣传部长。但经历此事,令他意识到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管理一份报纸将面对多大的风险。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走钢丝绳”,处境“危机四伏”。

但在他有机会打破对SARS新闻报道的管制时,他没有犹豫。政府强迫《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明明不是事实的文章,贬低报纸的尊严——同时违背了老一辈编辑信奉的是即便讲真话不可能,也必须要拒绝说谎话的信条——他想要显示他们的力量。《南方都市报》业已壮大,他认为中共官员不会因为SARS报道而将报纸关掉。他觉得最坏的可能是他们将他开除,而他认为这样的风险还算值得。他认为SARS疫情的报道恰恰是一份好报纸应当去追逐的新闻。
几周之后,对编辑们放到他案头的另一篇更冒险的报道,他也持一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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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晨昏发表于1:31 PM | 分类: 講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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